他对于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实行他所宣传的主张的那班人，抱着很谦虚、很严肃的态度。对于杜霍博尔人、格鲁吉亚人，与对于逃避军役的人一样，他全没有教训的神气。
“凡不能忍受任何试炼的人什么也不能教导忍受试炼的人。”
他向“一切为他的言论与文字所能导向痛苦的人”请求宽恕。他从来不鼓励一个人拒绝军役。这是由各人自己决定的。如果他和一个正在犹豫的人有何交涉时，“他老是劝他接受军役，不要反抗，只要在道德上于他不是不可能的话”。因为，如果一个人犹豫，这是因为他还未成熟；“多一个军人究竟比多一个伪善者或变节者要好一些，这伪善与变节是做力不胜任的事的人们所容易陷入的境界”。他怀疑那逃避军役的贡恰连科的决心。他怕这青年受了自尊心与虚荣心的驱使，而不是“为了爱慕上帝之故”。对于杜霍博尔人他写信给他们，教他们不要为了骄傲、为了人类的自尊心而坚持他们的抵抗，但是要“如果可能的话，把他们的孱弱的妻儿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他们”。他们只“应当在基督的精神降临在他们心中的时候坚持，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因了痛苦而感到幸福”。在普通情形下，他总请求一切受着虐待的人，“无论如何不要断绝了他们和虐待他们的人中间的感情”。即是对于最残忍的古代的希律王，也要爱他，好似他在致一个友人书中所写的那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