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与中国学者关于重农抑商问题的讨论几乎同步进行的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古代希腊罗马的经济属性的论争，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古代希腊是农业文明还是工商业文明。大致说来，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工商业文明说”占统治地位，60年代以后，“农业文明说”则逐渐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192]
纵观中西学界关于这两大史学课题的论争，虽然论题不尽相同，但其中的联系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在论争的起点上都或多或少地犯了“古史现代化”的毛病，即完全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解释和评判古代人的经济生活。更令人深思的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两大论争还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黄洋在《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一文中指出:“在这些传统观点（即古希腊是工商业文明——引者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现实原因，即国内学者往往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将中国古代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相比，由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由今而古，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古代中国的农业特征，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即古希腊文明。但事实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对古希腊社会所进行的历史考察。实际上，希腊城邦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