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老在离开上海时，将五十四封鲁迅书信手稿交给许广平先生的同时，还交给许先生一个小箱子，里面装有萧红的一件衣服，还有萧红的手稿四种——《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两个朋友》《民族魂》《私の文稿》——以及萧红的诗，还有萧红与萧军的照片册（这个照片册，萧老也为我们一一加上注解和说明）。1956年博物馆成立时，许先生就将这个小箱子及箱子内的物件一件件地交给了博物馆，现已成为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它已经是研究萧军、萧红的第一手宝贵文物。
我们应当感谢萧老为博物馆，为中国文化事业，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这一大批弥足珍贵的遗产。
载于2010年第2期
左联时期的穆木天、彭慧
穆立立
在创造社的几个发起人中，我的父亲穆木天是搞象征主义的。他以自己象征主义的诗歌以及诗歌理论为创造社增添了异彩，在诗坛赢得了声誉。然而他并没有抱着象征主义不放。因为，他之所以一度醉心于象征主义，主要是出于对“五四”以后中国新诗歌发展命运的担忧。穆木天并不像西方象征主义诗人那样是个颓废主义者，更不是在追求一个永远朦胧的世界。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当时的胡适正在把新诗引入散文化的歧途，他要从象征主义中寻找新诗的表现形式，揭示新诗这一艺术形式自身应有的特质。然而，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穆木天逐渐不能把自己的历史使命仅局限在对新诗命运的关注之中了。1926年以后，靠象征主义，他已写不出诗来了。于是他就翻译了《丰饶的城塔什干》《维里尼亚》《商船“坚决号”》《窄门》等一系列苏联早期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法国文学名著，而介绍进步外国文学正是左联提出的发展我国文学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