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孟子曾经和农家许行辩论，肯定了社会分工的进步意义。孟子的辩论是为了引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结论（《孟子·滕文公上》），为统治阶级的剥削辩护。司马迁发展了孟子的理论，认识到农工商虞的分工是生产发展之“势”，是富国富家的基础。他在《平准书》的赞论中有这样两句话：“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这两句是点睛之笔，极为重要。它说明了司马迁述货殖、载平准、以事势变化的观点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规律性的探索，这就是他高人一筹的卓越史识。司马迁站得高，看得远，敢于首创，从而做出了超越前人的伟大贡献。
二、欲望是动力，人人能致富
欲望是指人体感官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司马迁的前辈，先秦诸子发起的人性之争，都把欲望归之为人性，作出了各自的论述。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即灭欲，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老子》）法家主张用刑赏制欲。儒家主张用礼节欲。孔子教育学生的口头禅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倡导养心节欲，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总之，诸子百家莫不承认人人有欲，但都主张遏制欲望，统治阶级要维护其剥削利益，视人的欲望为洪水猛兽。西汉统治阶级鉴于秦末农民战争的风暴，更是不遗余力地大造舆论，挞伐人欲。例如贾谊就说：“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汉书·贾谊传》）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替统治阶级完成了一套防范人欲的理论，提出用三纲五常的道德礼教来陶冶人欲。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