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G3经济体（美国、欧盟与日本）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复苏疲软，对中国的通胀起到很强的削弱作用。因此，尽管2009年超级强劲的货币扩张为通胀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但却没有导致大幅度的通胀。而2009至2010年大规模货币扩张造成的滞后影响将会继续在短期内推动通胀；与此同时，疲软的外部需求带来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
较长期而言，中国经济的调整包括把增长驱动力由贸易行业转向非贸易行业，这将促成未来长期通胀率的攀升。因此，“2011年的通货膨胀回升是早在2007年就开始的通胀增长的长期趋势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长期趋势似乎暂时受到了2008年到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的影响而停顿，但是很可能会在2011年甚至之后重新开始。”
他同时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验来看，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中国的投资周期与政府的换届周期是一致的，每五年出现一次。如果这一模式保持不变，那么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将会在未来两年至2013年初进入上升阶段。这增加了在未来几年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上行风险，也会增加通胀回升的压力。
另外，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汇率调整必定会成为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一个方法。王庆表示，人民币汇率升值必须取得实质性进展。妨碍人民币实现充分的名义升值迟早会导致通胀问题出现，造成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