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传统的社会的综合教育，几乎可说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现”“自我证明”意识为己任的。溯望远久的中国历史链，可发现这一点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说些“自见者不明”之类的话，意谓谁“自我表现”了，就不可敬也不聪明了。《礼记·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谓在最细小的事情方面，在独处无人的时候，也要行为规不越矩。做到怎样才算典范呢？——“天盖高，不敢不踞；地盖厚，不敢不踞。”意谓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个楷模人物站着不敢不弯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个希望获得别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缓行。而老子则干脆沾沾自喜地说“吾有三宝”——“三日不敢为天下先”。
于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唯一普遍获准的一次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其表现方式是演习“革命”，其证明内容是“无限忠于”，其理论基础是“造反有理”，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释放、大宣泄。它耗掉了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人来说，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进行储备的那一种“自我表现”的激情。同时严重挫伤了整整一代人将这一种激情化为自我实现的冲动，此后十年内他们只能听凭时代的摆布。其中某些人“自我表现”的种种努力，实质上体现为一种低级的本能，一种自我异化，一种自我安抚的虚幻的追求。所以，被这一代人的群体客观上遗弃在城市里的吴振海，二十多年中却不被城市的简单而粗暴的“价值秩序”所降服，甩头晃角地始终予以反抗，其“自我表现”“自我证明”并借以实现自我的强烈欲望始终野心勃勃地保持着中学时代的原生态，使我不能不觉得简直是奇迹，使我无法不对此赞叹和赞赏。对于我的同代人，他这个人具有极其特殊的鉴定价值和研究意义。起码证明了这样一点——在我的同代人中，原本是应该产生许许多多吴振海的。可是于今放眼看去，浮出于社会水面的，十之七八乃大小官员。而社会却终于不得不承认，前一个时代在这方面的“生育”是不够节制的。它不但使它自己尴尬，而且使一代人尴尬。难道不是么？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机关单位要缩编，于是我们同代人中多少人迷惘，茫然，惶惶不知所措。有些人忙不迭地扑通扑通“下海”，但是已比吴振海们晚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于人生而言，有时晚了十年其实意味着晚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