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阴阳生生看作天理的明道，便认为人间道德亦不外此理。他所以说，理在天下只是一个理。……所谓敬只是以此为敬，所谓仁只是以此为仁，所谓信，只是以此为信（《遗书》二上），即此证据。然而，在仁、义、信、敬之中，特别注重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同上）。因而，仁乃从天地生生之理，以生生为仁的事实，与周子是同样的见解。
周子说，人与物不同之所在，乃兼备形与精神，惟明道说“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之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遗书》一），又说“人与物，但气有偏正耳”（同上），即人与物之区别，乃由于其能否得气禀之中。关于此点，明道较之周子更接近张子。
以人与物之关系看作气的偏正之不同的明道，又以人性质之不同，归于气之偏正，他说：“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遗书》一）又说：“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遗书》二上）即依明道的意见：人性之善恶，乃由气禀之偏正而分，并不是本质的不同，故由于避偏趋正，一定可以回复本性的。人之离正而偏，乃私心与私智所累，故人须舍私心，打破私智，廓然大公，勉力物来而顺应，此乃教人定天性的理由（《明道文集》三，《答张横渠书》）。借此气禀之正偏而说性之善恶这一点，颇似张横渠，惟关于矫正气禀之偏的功夫，见解便不同。横渠为了变化气质，用穷礼与行礼（换言之即研知敬行）为主，但明道则排斥自私与用智，仅仅强调无心的顺从理之当然，此乃似周子的主静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