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是，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20世纪的中国史家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如“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认为：史学即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于是便产生了“历史哲学”；“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这样，他就把“公理公例”“历史哲学”同“良史”直接联系真来了，又如从疑古走向考信的顾颉刚，在其于1945年所著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的“引论”中，关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之进步的原因，也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他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的评价，比之于梁启超之限于“良史”的判断来得更加广泛。再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郭沫若，在其第一部历史著作中不无针对性地指出：“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2]其锋芒不在梁启超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