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伯曰：“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吾终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严严乎若国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兼怀万物，其孰承翼？是谓无方。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8]
葛瑞汉认为在原文中本来北海若的回答是散文体的，现在转变成诗体了。他不再给河伯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提供答案，他用诗指引河伯接近那无法描述的“道”。在“是所以语大义之方”一句又回到了散文体。因此葛瑞汉翻译策略是从“以道观之到终则有始”译为自由诗体，其余是散文体。[9]
他认为从这个例子中人们可以发现为什么当庄子的诗翻译成散文时会无可避免地落入跳跃的模式（rambling mode）。同散文相比，诗中的一个陈述较少地依赖于最接近的上下文，除非位于同一直线行，一个诗行与其他诗行的联系是通过整体结构组织的。他又举例说明第二个四行诗中的每一诗行都分别与第一个四行诗歌的句法和词汇相呼应。但一旦这种形式消解，我们只能面对线性顺序，对于连贯的散文来说过于松散，会造成跳跃的方式（rambling mode）。而在《老子》中，现代的翻译以诗体重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书本晦涩却避免了不连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