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的政治观点，在他的著作《知新录》和被捕审问口供中所表述的，其中有三个方面指出雍正是失德的暴君。他认为雍正有十大罪状，即“谋父” “逼母” “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 “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谋父，他相信雍正毒死康熙的传说，认为新皇帝处处与老皇帝“为仇为敌”;逼母，是指仁寿皇太后之死为被迫自杀；弑兄，是因被囚的允仍死于雍正二年，怀疑是被雍正杀害；屠弟，当然是指允撰、允糖之死了；淫色，是说雍正将废太子的“妃嫔收了”;诛忠，无疑是指年羹尧、隆科多的案子；酗酒，乃因社会上传说雍正好饮酒，带着大臣在圆明园白昼饮酒作乐，不理政事；贪财，内容更多，如曾静说雍正“使人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这十条罪名，包括了雍正即位及在头五六年的重大政治事件，曾静都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暴君。
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反对清朝统治。大清王朝是满人的天下，在他看来，依照一部分汉人的“夷夏之大防”的观念，对少数民族的皇帝应持反抗的态度。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满人的统治呢?曾静说， “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其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他反对满清取代明朝，认为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之所以这样看待，并非完全从实际出发，而是他认为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统治比君臣大义还重要。他在《知新录》中就孔子对管仲的态度对此作了说明： “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朝隆帝一箭双鹿图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因此，对已经号令全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主张逐杀，他说“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由此可见，其反对满族为统治者的观点非常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