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的产生，就其客观原因而言，是他生活于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南北朝时处乱世，士族掌权，多国割据，互相征伐，玄风极盛一时，一些士人为躲避战祸和各种灾难，去当隐士。儒、道、释、玄多家争锋，思想难以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刘勰得益于思想解放的影响，他不受汉代文论的政教论之囿，能独立思考文学问题，提出许多新鲜的观点。就其所处的时代的文坛的状况而言，出现了使他十分不满的倾向，所谓“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篇），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出来发声，试图改变这种状态。就他自身的修养而言，他精通儒、释、道各家各派学问，也有条件站出来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些语境和情况作用，成就了他，使他觉得有话要说，又有机会和条件开始说，这说明了刘勰的《文心雕龙》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
刘勰的《文心雕龙》产生之后，历代都有回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唐代陈子昂对刘勰提出的“风骨”论的继承。韩愈受刘勰《原道》篇的启发，提出“文以载道”说。刘知几的《史通》受《文心雕龙》的影响，虽然《文心雕龙》论文，《史通》论史，但刘知几继承了刘勰的不少史学观点，和“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思维方式等。宋、元、明三代对《文心雕龙》的版本校刊，下了不少功夫。特别是清代纪昀评《文心雕龙》，影响很大。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乾隆年间进士，学识渊博，主持修撰《四库全书》。纪昀对《文心雕龙》极为重视，逐篇进行评点，评语达299条，其中对《文心雕龙》内容的评点也达到220条，涉及刘勰著作的各个方面，能进入语境，多有精彩之论。这对后来《文心雕龙》的经典化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近现代以来，刘师培和黄侃把《文心雕龙》列为现代大学课程，并系统加以讲解，更是《文心雕龙》经典化的标志。伟大作家鲁迅则认为“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1]。鲁迅的评价更把《文心雕龙》提到世界文论经典的高度。到目前为止，《文心雕龙》不但亚洲的日本、韩国有译本，欧洲也开始有了译本。研究者遍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