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同志,死了四个了。我也明知道这是应该的,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不过,我还是想念他们。这是任谁也不知道的。我知道,我这样人对于一个真正革命队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一个革命队员一定不许有动摇,有悲伤的……”萧明的声调是一致,没有抑扬,也没有顿挫,仿佛是一汪汪在月夜里面流去没有涟漪的水。
“你有时,也想念到你的祖国吗?……”
萧明把中途的话折转到安娜的身上来。
“祖国?……多少是有些怀念的啦。不过,我是生长在中国,故国的情形,总是爸爸向我诉说的。”
“……你父亲,他在上海怎样呢?”
“那面情形很糟糕!”安娜用力使树条抽打了水波一下,接着说,“……在幼年的时候,父亲,妈妈,总是讲着祖国里的悲惨啦,日本政府怎样使朝鲜总督加紧压迫朝鲜人啦。他们常常是痛哭一整夜一整夜的……父亲的友人们来的时候,也是集在一起讨论,痛哭,引得我们小孩子也痛哭。我从有记忆的一天,我就记得向日本复仇……”
“你几时加入组织的?”
“这个很早咧!在十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被训练着了。爸爸现在的胡须很长了。他再也不提到祖国,也不再流泪,他现在工作是忙的,还时时有被中国政府逮捕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