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同志，死了四个了。我也明知道这是应该的，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不过，我还是想念他们。这是任谁也不知道的。我知道，我这样人对于一个真正革命队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一个革命队员一定不许有动摇，有悲伤的……”萧明的声调是一致，没有抑扬，也没有顿挫，仿佛是一汪汪在月夜里面流去没有涟漪的水。
“你有时，也想念到你的祖国吗？……”
萧明把中途的话折转到安娜的身上来。
“祖国？……多少是有些怀念的啦。不过，我是生长在中国，故国的情形，总是爸爸向我诉说的。”
“……你父亲，他在上海怎样呢？”
“那面情形很糟糕！”安娜用力使树条抽打了水波一下，接着说，“……在幼年的时候，父亲，妈妈，总是讲着祖国里的悲惨啦，日本政府怎样使朝鲜总督加紧压迫朝鲜人啦。他们常常是痛哭一整夜一整夜的……父亲的友人们来的时候，也是集在一起讨论，痛哭，引得我们小孩子也痛哭。我从有记忆的一天，我就记得向日本复仇……”
“你几时加入组织的？”
“这个很早咧！在十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被训练着了。爸爸现在的胡须很长了。他再也不提到祖国，也不再流泪，他现在工作是忙的，还时时有被中国政府逮捕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