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伊斯兰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明代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清真寺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可算是空前的。但是，从唐代直至明中叶，“即从七世纪到十五世纪，这八百年间伊斯兰教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典籍及著作，亦无汉文译著，是个侨民的宗教，或外来民族的宗教”[26]。明中叶以后，随着经堂教育的兴盛，一些回族宗教学者开始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义经典，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兴起了一场“以儒诠经”的伊斯兰文化运动。这些宗教学者既通晓汉文，又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既精通伊斯兰教义，又通晓儒、佛、道的思想，这就为“以儒诠经”提供了必要条件。首先揭起“以儒诠经”旗号的是伊斯兰教的著译家和经师王岱舆。其先祖为天方（今阿拉伯）人，世代精通回历，明洪武赐居南京，任职于钦天监。王岱舆自幼承继家学，熟读伊斯兰教典籍，并广泛研读诸子百家与释道之书，“学通四教”（指伊斯兰教、儒、释、道）。后专攻伊斯兰教教义，立志用汉文介绍、宣扬伊斯兰教。他长期潜心著译，晚年曾到北京讲学。他既从正统派伊斯兰教神学出发，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真主创造的，从而建立自己的本体论。但又将宋代理学家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关于理、气、天命之性、气理之性及天理人欲的一系列学说移植到“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之中，从而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教汉文学派。安徽宣城人詹应鹏，自少秉承其父詹沂家学，通儒家经典。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官至浙江右参政。从政之暇，精心钻研伊斯兰教典籍，搜集有关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或汉文记载的资料，编成《群书汇辑释疑》一书，并撰写跋文，逐一指正所收资料的失真欠妥之处。他也“以儒诠经”，用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解释伊斯兰教的教义，认为敬真主与尽人伦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互为表里，相互补充。山东掖县人张忻，天启五年（1625年）中进士，崇祯时官至刑部尚书，清初被授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后罢官。他精研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史，从哲学的高度解释伊斯兰教，运用程朱理学“无极”、“太极”的概念阐述宇宙万物的生成，宣扬“清真一教，独出诸家之上”，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学派奠定了哲学基础。经过这批回族学者的研讨阐发，将伊斯兰教的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这就更便于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