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改革，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腐败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他们以唐代牛李党争为鉴，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发生后，宋仁宗于宝元元年诏诫百官朋党，对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只是由于国内外局势险恶，不得不起用范仲淹，并赋以改革重任。当着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之际，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特别是当着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欧阳修的《朋党论》、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之时，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到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