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处乱不惊。流言甚嚣尘上,很快调门便变了。公众,尤其是议会见我还安静如常,似乎大为恼火。几天之后,事态严重了,威胁转了矛头,直接指向了我。只听见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焚书无济于事,必须烧死作者。对于书商,人们根本不提了。这些话更像果阿[20]的宗教裁判官的言辞而不像出自一位参议员之口的话语,当它们第一次传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是奥尔巴什那帮人假造出来想吓唬我,把我撵跑的。我对这种雕虫小技嗤之以鼻,并且,一面讥讽他们,一面暗自思忖,要是他们知道事实真相的话,他们本会想出什么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但是,流言终于越传越凶,因此很显然,要动真格的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把他们第二次来莫蒙朗西的时间提前了,六月初就到了。尽管我的书在巴黎闹得沸沸扬扬,但我在元帅家里却很少听见提起,主人夫妇更是闭口不提。但是,有一天早上,当我同卢森堡先生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您是不是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舒瓦塞尔先生的坏话了?”“我?”我惊讶得倒退了一步说,“我向您发誓,没有。恰恰相反,我用我那不善捧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位大臣从未受到过的溢美之词。”我立即将那一段讲给他听了。“那么,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道。“没有一句话,”我回答道,“没有一句话与他相关的。”“啊!”他比平日激动地说,“您在那另一本书里也该这么做的,或者应该说得更明白一些才对!”“我认为说得挺明白的,”我回答说,“我认为他心里是清楚这一点的。”他正要接着说点什么,我都看见他正要张嘴了,可他却停住了,不再作声。这真是朝臣的不幸手腕,即使再心地善良也得压制住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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