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我寓居上海,他住在广州。我们几十年间一直书信往来,交往甚密。我每次到广州组稿,总会到广东作协的文德路拜访他。他见到我格外高兴,一起吃饭,聊天,谈文学和写作,真是“其乐也融融”。
2009年的一个夏夜,我突然接到程贤章的电话,说他到了上海,有要事相商。见了面后,他告诉我,杨钦欢和中国作家协会要编纂一部《中国治水史诗》,拟请各地著名作家撰写各地的重要治水史,他约我写上海苏州河的治理工程。后来由于广东梅州市召开“首届世界客商大会”,市委请我编写两部《客商丛书》,而且要在短短三个月内完成出书,任务繁重紧急,对于程贤章约稿,当时我爱莫能助,心中深感不安。无奈,他只好约请著名作家赵丽宏来写。
那次,程贤章告诉我,他准备从南到北一个一个地方考察和组稿。我顿时有些惊诧。我知道,这是一个重大而极具意义的文化工程。但是,他是一位老作家,精于创作,对编辑和组稿并非他所长。况且,他年岁已高,如此奔波,精力够吗?我劝过他不要过于劳累,可他精力充沛,信心满满。此后,他经常到外地采访时,电话告之我他的具体行程,每每听着他那“年轻”而自信的声音时,我坚信他一定能做好。我知道,程贤章是广东文学界说一不二的鼎鼎有名的“拼命三郎”,虽然年逾花甲,但大凡他下决心做的事,肯定能做成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