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崇祯帝也知道刘宗周、黄道周等是操守、学识俱佳之臣，也希望能重用他们，能帮他力挽狂澜。但君臣之间，最终不仅未能和谐相处，同舟共济，反而弄到这般田地。究其原因，固然有双方性格、观点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症结仍是崇祯帝的治国之策。
崇祯帝治国，过于急功求利，在用人上，更是如此。他口口声声唯才是举，而受他重用之臣却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为他力挽狂澜。而真正有德有才的文武大臣，反而得不到重用，更有像卢象升、傅宗龙、孙传庭诸辈，或战死，或下狱，下场惨烈。崇祯帝总是推诿于文武大臣，认为大明朝之所以会弄到这种地步，都是文武大臣不负责任的结果。
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天下大旱，崇祯帝祈雨未果，于是便下了第二个“罪己诏”。诏中除稍稍自责外，便大骂百官：
“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则解网念工。巡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似此种种，足干天和。积过良深，所以挽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