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办起案来从不投鼠忌器，也不讲究什么“办案范围”，不避讳矛盾。一个官员出问题了，就处理这个官员；一个班子出问题了，就撤换整个班子。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查出云贵总督恒文低价向下属强买黄金，少付银两，同时有数万两银子的财产来源不明。进一步的审理查明云南全省有五十六名道、府、县各级官员牵涉其中，有些是恒文纵容家人勒索的贿赂，有些是恒文出巡州县时直接敲诈的，有些是下属官员到昆明求见时被勒索的，最后，恒文被“谕令自尽”，当在情理之中。和他“搭班子”的云南“省级领导”也被“一锅端”了：巡抚郭一裕参与强买黄金，被撤职、充军；布政使纳世通、按察使沈嘉征知情不报，还一味迎合上司的不法行径，被革职。有主动行贿行为的剑川州知州罗以书，革职，杖责一百；临安府知府方柱等三十七名在任知府、知州、知县，在初判中被认为是遭恒文勒索，事后主动交代问题，被认定“自首”，免除处罚。但是，乾隆皇帝认为这三十七人在被勒索的时候人人隐忍，没有一个人告发，直到恒文被撤职之后他们才纷纷出来说明问题，不能算是自首，全都有罪。结果三十七人全部被“降一级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