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洋人不只表面蛮横,内心也狡诈,用鸦片掠夺我大清的金银,以此削弱了国家的人力和实力,正是祸害匪浅。尤其是林则徐被治罪以后,气焰就更加嚣张了。朝中站在洋人那边的人也越发得势了,可是洋人岂是占了便宜就会收手的。长此下去,早晚会出大祸乱。
后来,曾国藩把四川简阳发生的夷案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而且在最后写道:“与夷人交涉最难持平,只能相机决断而已,别无他法。”顿了顿,他又写道:“夷人仗船坚炮利,从无道理可讲。我大清文化发达,文明久远,地广人众,如何就落后耶?深以为怪哉!”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也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只不过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时代的局限性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只能以官僚的习惯做法来应付,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说明了曾国藩具有兴洋务图强的想法。他在晚年处理涉洋案件时也是奉行这种办法,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牺牲人民的利益。曾国藩和外国人之间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和斗争。他反对外国人控制中国军队,对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国士大夫也非常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