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洋人不只表面蛮横，内心也狡诈，用鸦片掠夺我大清的金银，以此削弱了国家的人力和实力，正是祸害匪浅。尤其是林则徐被治罪以后，气焰就更加嚣张了。朝中站在洋人那边的人也越发得势了，可是洋人岂是占了便宜就会收手的。长此下去，早晚会出大祸乱。
后来，曾国藩把四川简阳发生的夷案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而且在最后写道：“与夷人交涉最难持平，只能相机决断而已，别无他法。”顿了顿，他又写道：“夷人仗船坚炮利，从无道理可讲。我大清文化发达，文明久远，地广人众，如何就落后耶?深以为怪哉!”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也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只不过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时代的局限性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只能以官僚的习惯做法来应付，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说明了曾国藩具有兴洋务图强的想法。他在晚年处理涉洋案件时也是奉行这种办法，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牺牲人民的利益。曾国藩和外国人之间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和斗争。他反对外国人控制中国军队，对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国士大夫也非常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