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更为相关的难题是政治上的。在实际政策中去追问调和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刺激性,通常有比这强烈得多的理由,既有好的也有坏的,要求我们不要那样做。因为宽容的界线是不明确的,提出可以为人们接受的宽容界线可能被认为是授人以柄,不宽容的指控反而是一种有力的政治策略。
当我把任何人提出的一个主张看成是对我的团体身份的威胁时,我很可能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也许可以说是义务,不能让它变得毫无反应。正如我所说过的,甚至在相对琐碎的案例中,我也感受到那样一种欲望。然而情况常常是,尤其在一些不平凡的案例中,一种特别有效的反应形式(对“反话语”的反应)会对非正式的政治制度的限制提出挑战,它主张,不能要求人们去接受那样一种制度,该制度允许其他人已经做过的事,从而要求改变这一制度,以便它禁止那些行为,而且是以宽容本身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