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更为相关的难题是政治上的。在实际政策中去追问调和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刺激性，通常有比这强烈得多的理由，既有好的也有坏的，要求我们不要那样做。因为宽容的界线是不明确的，提出可以为人们接受的宽容界线可能被认为是授人以柄，不宽容的指控反而是一种有力的政治策略。
当我把任何人提出的一个主张看成是对我的团体身份的威胁时，我很可能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也许可以说是义务，不能让它变得毫无反应。正如我所说过的，甚至在相对琐碎的案例中，我也感受到那样一种欲望。然而情况常常是，尤其在一些不平凡的案例中，一种特别有效的反应形式（对“反话语”的反应）会对非正式的政治制度的限制提出挑战，它主张，不能要求人们去接受那样一种制度，该制度允许其他人已经做过的事，从而要求改变这一制度，以便它禁止那些行为，而且是以宽容本身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