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真心想发扬民族优良传统的人,都只有在全面开放中尽量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才能达到目的;反之,那关起门来抱残守缺者,注定只能继承固有文化中的糟粕,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那么,如何投入?
技术引进是投入,出国留学是投入,体制改革是投入,但如果没有最根本的投入即文化心理的投入,这一切都会被歪曲、变形。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正说明了这一点。所谓文化心理的投入,就是要了解西方、熟悉西方。身为中国人,要做到随时在心里有两个参照系,即中国和西方:不仅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更要用西方人的眼光看自己。这才是所谓“文化自我意识”。
要了解西方、形成西方参照系,除要了解西方现代社会之外,还要了解西方历史和传统。中国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固然也不能真正把握自身的文化,但他毕竟生长在中国,他的日常生活、语言,无不渗透着历史;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则只能从历史、从文化史入手,而最集中反映西方文化的是西方哲学史。我们过去往往片面地从政治史、阶级斗争史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哲学史,后来有人提出要从人类认识史和范畴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我也曾主张把哲学史看作范畴演进的历史,但我现在觉得应当补充的是,还要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必须有一种文化哲学的方法,即考察一个时代文化的总体倾向,考察它在一般人性的层次中所占的地位或发展阶段,考察它在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科学各领域中的表现形态以及在哲学中的集中反映。也就是站在关于人的哲学的高度,研究人性在历史上的进化,以建立一门“哲学史哲学”和“文化史哲学”。它研究这样一类问题,如西方文化为什么会断裂?其内在根据何在?西方人性的异化有何必然性?中国文化为什么能保持数千年的一贯性?为什么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文艺复兴”,只有复古倒退?从范畴演进的角度如何表述这两种不同的运动规律和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