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真心想发扬民族优良传统的人，都只有在全面开放中尽量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才能达到目的；反之，那关起门来抱残守缺者，注定只能继承固有文化中的糟粕，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那么，如何投入？
技术引进是投入，出国留学是投入，体制改革是投入，但如果没有最根本的投入即文化心理的投入，这一切都会被歪曲、变形。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正说明了这一点。所谓文化心理的投入，就是要了解西方、熟悉西方。身为中国人，要做到随时在心里有两个参照系，即中国和西方：不仅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更要用西方人的眼光看自己。这才是所谓“文化自我意识”。
要了解西方、形成西方参照系，除要了解西方现代社会之外，还要了解西方历史和传统。中国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固然也不能真正把握自身的文化，但他毕竟生长在中国，他的日常生活、语言，无不渗透着历史；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则只能从历史、从文化史入手，而最集中反映西方文化的是西方哲学史。我们过去往往片面地从政治史、阶级斗争史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哲学史，后来有人提出要从人类认识史和范畴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我也曾主张把哲学史看作范畴演进的历史，但我现在觉得应当补充的是，还要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必须有一种文化哲学的方法，即考察一个时代文化的总体倾向，考察它在一般人性的层次中所占的地位或发展阶段，考察它在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科学各领域中的表现形态以及在哲学中的集中反映。也就是站在关于人的哲学的高度，研究人性在历史上的进化，以建立一门“哲学史哲学”和“文化史哲学”。它研究这样一类问题，如西方文化为什么会断裂？其内在根据何在？西方人性的异化有何必然性？中国文化为什么能保持数千年的一贯性？为什么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文艺复兴”，只有复古倒退？从范畴演进的角度如何表述这两种不同的运动规律和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