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法虽偏离常轨，也算是权宜之计。
樱田的这番“进言”，令桑山踌躇不已。他提出的虽是邪门歪道，但既然检警双方都无意重新展开侦查，只好求诸其他方式。由过去的案例可以得知，检方接到第三者告发[1]，一定会着手侦办。当“正途”不通，就得采取某种程度的权宜措施。
桑山会这么坚持不为别的，他无法漠视无辜的人因冤罪被处以重刑。国家以法律保障人权，其本身的官僚机构及官僚意识，却坐视人权遭受迫害，而内部的检察官明知此一情形，又受限于检察院“指挥暨命令”的上下秩序，无计可施。
二审尚未判决，高等法院的审判长可能做出如下判决：“一审虽已详细检讨各项证据，对于发现被告自白内容真实性之努力仍稍嫌不足。即使如此，考虑到被告的人格卑劣且虚伪不实，认定该自白具自愿性，得采为证据。”（二审维持原判，仍判有罪之判决文书的例文）又或者认为“综合以上各项证据、证词及状况证据可知，司法警察在侦办过程中受偏见误导，认定被告涉嫌而疏于追查事实真相，并以不当手段强迫被告自白。一审未能指出被告自白内容多有矛盾及谬误，实感遗憾”。（二审推翻一审有罪判决，改判无罪之判决书的例文）前者的判决如缺乏关键性的新证据，难于高等法院二审获判无罪。为挽救无辜百姓免于蒙受牢狱之灾，二审为关键。